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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里这个神奇的地方带你穿越70载

都市法制在线 时间:2020年04月03日 01:15

  走进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高院)院史馆,“法”字文化墙和水滴形水池首先映入眼帘。

  成立于2017年10月30日,有着前言、历史印记、审判执行、服务大局、司法改革、司法为民、司法公开、科技强院、队伍建设、对外交流、我们的家园等11个板块的展览。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宣告成立。军管会政务委员会下设“法院接收处”,接管旧上海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其附属机构、司法工勤人员、行政文书与诉讼案卷。

  “上海市人民法院今天正式成立……”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1949年8月11日,在时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陈毅的庄严宣告声中,上海人民的审判机关——上海市人民法院诞生了。建院之初,上海市人民法院下设审判委员会、调解委员会、秘书室、研究室、法医研究所等组织机构,受理民、刑事案件。

  1949年刑审字第1号、1949年刑财字第1号,1949年民审字第1号,1949年民调字第1号……院史馆的右侧,按照原件仿制的1949年第1号案件卷宗模型一字排开,为来访者再现了那一年上海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最真实的模样。与此同时,滑动模型上方的液晶屏,还可以查阅卷宗内页的扫描原件。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履行审判职能,巩固新生政权,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能。在当时,私营工商业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积极保护,但一些不法商人却本性难移,怙恶不悛,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这些不法商人中,不得不提到原上海市私营大康西药房经理王康年。

  1951年11月,抗美援朝的第二年,志愿军某部派人来沪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王康年在根本无货的情况下,竟通过贿赂采购人员骗取该部价值3万余元的定货款。此后,他又将普通药品以少报多寄交该部,却对该部急需的6种重要药品迟迟不发。当时抗美援朝前线次催促交货,王康年居然用热水袋、玻璃片等滞销货和已生锈的医疗器械发往前线搪塞,致使该部伤病员遭到不应有的牺牲。1953年2月,上海市人民法院以盗窃国家资财罪依法判处王康年死刑,立即执行。

  ▲1953年2月,上海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贩卖假药、坑害志愿军的私营大康西药房经理王康年死刑。资料图片

  实际上,1949年8月至1956年,在贯彻婚姻法等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中,上海市各级人民法院审理了大量刑事案件。数据显示,1949年8月至1956年,上海法院共审结案件158139件,其中普通刑事案件151020件,占95.5%。

  伴随着案件受理量的增加,上海法院的组织结构也逐渐完善。1951年3月12日,上海市人民法院设立北区、中区、南区、西区4个分庭。1952年9月23日,黄浦、老闸、嵩山等20个市区人民法院成立,北区、中区、南区、西区4个分庭同时撤销。1954年,上海铁路沿线专门法院、上海市水上区人民法院先后诞生。1955年4月28日,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正式挂牌。

  “1955年4月30日,上海市人民法院撤销,成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成立第一、第二和第三3个中级人民法院……”笔者拨动大事件操作台上的白色摇杆,将指针推向“1955”时间刻度。

  正是在这一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出台,在上海,一个高级、中级、基层三级法院齐全、设有数个专门法院的法院体系日渐形成。

  上海高院的首个院址,是位于建国中路(原薛华立路)20号的一栋三层小楼(图片右侧)。

  法租界会审公廨规定,公廨民、刑事案件由中国官员和法国陪审法官一起审判,公廨的各种司法行政事务由法国领事包办。

  当时公廨办理民事案件若想聘请律师,案件诉讼标的金额必须达到1000元以上,律师须是讲法语的法国律师,而刑事案件则不允许律师辩护,判决后也不准上诉,严重侵害了中国的司法权。

  40年光阴转瞬即逝。这种中外“合作”办案的情形,随着租界和会审公廨的消失也永远成为了过往。建国中路20号先后被确定为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汪伪地方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的办公地点,到了1955年,新成立的上海高院又落户于此。

  1955年4月12日,经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魏明成为了上海高院的首任院长。这位院长出生于1908年,面容清瘦、眉眼沉静,曾经是抗日自卫队的一员,也曾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冲锋陷阵。

  ▲1955年4月12日,上海市第一届人大二次会议选举魏明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资料图片

  院史馆一侧展台里,一本《魏明——一百周年诞辰纪念(1908-2008)》书籍和一本《魏明同志百年诞辰纪念画册(1908-2008)》记载了他的生平。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法制建设亦是如此。今日的共识,彼时也许意味着风险。面对当时“法大”还是“权大”的争论,魏明旗帜鲜明地指出:“不管是谁,都应遵守法律,并在法律的约束下从事各项活动,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用自己的言行捍卫了法律的尊严。

  然而,法治的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人民法院遭受、反革命集团严重破坏,机构被砸烂,审判制度被破坏。

  1976年10月,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上海人民纷纷要求清算“”上海余党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1982年7月至8月,上海高院、中院分别对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徐景贤、王秀珍等8人反革命案件进行了公开审判。

  ▲1982年7月至8月,上海高院、中院依法对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反革命案件进行审理。资料图片

  徐景贤,原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写作班支部书记,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期间,他伙同马天水、王秀珍等人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制造冤案,致使一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严重迫害,不少人被、致残。1976年,又操纵宣传舆论工具,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图谋颠覆政府。“”倒台后,他们还企图利用民兵发动武装叛乱。1982年8月21日,上海高院依法判决徐景贤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王秀珍等人也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

  对于法院工作,邹碧华充满干劲。刚到经济庭报到,他就向内勤同事借来所有的法律文书,边看边抄,总结归纳;又利用工作间隙背英语、写文章,进步很快。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2006年,勤奋好学的邹碧华成为了上海高院经济庭庭长,并入选了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在演讲台上,邹碧华说:“我读过很多法学名著,其中对法官都有经典的论述,但是在我内心分量最重的,还是母亲告诉我的,要做一个有良心的法官。”

  事实证明,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2009年,邹碧华担任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长宁法院)院长期间,一个叫小铭(化名)的孩子,因为患有白血病,被亲生父母抛弃。爷爷奶奶无力承担医疗费,走投无路之下,敲开了上海长宁法院的大门,希望能够找到孩子的父亲。

  此前并没有未成年人状告亲生父母的案例,小铭的父母又不知踪影。法官们都感到难办。邹碧华立即组织相关专家研究法律条文,准予立案,并连续三天三夜守在电脑旁,终于成功追踪到了小铭父亲的下落。为了抢时间,邹碧华还建议采用“先予执行”的办法,将小铭父亲的房产划归小铭名下。孩子顺利入院治疗,活了下来。小铭的爷爷奶奶老泪纵横,他们握着法官的手,不知道怎么感激。邹碧华诚挚地说:“我们也是有孩子的人啊!”

  在院史馆的拐角处放着一张深红色的木制办公桌,它就是邹碧华曾经使用过的办公桌。办公桌上放着邹碧华的三部著作,最上面的一本名为《要件审判九步法》,也是他在上海长宁法院期间完成的。

  那段时间,邹碧华近距离观察基层法官审判思路后,觉得需要把审判方法进一步具体化、步骤化,于是在审阅大量案件卷宗、当事人来信的基础上,着手撰写“九步法”书籍。因为担任院长工作繁忙,他只能在夜间进行阅卷、写作,常常忙到半夜两点多。功夫不负苦心人。2010年8月,《要件审判九步法》一经出版便得到了法律人的广泛推崇,截止目前已重印12次之多,受到了法律界的一致好评。

  2014年12月10日,邹碧华在工作中突发心脏病不幸因公殉职。二十六年如一日,他刻苦钻研、敢于担当、敬业奉献,成为了法律界同仁和老百姓心中一致认可的好法官。2015年1月6日,习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称他为“新时期公正为民的好法官、敢于担当的好干部”,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政法干部以他为榜样,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2015年3月2日,邹碧华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资料图片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铭记并传承邹碧华精神,让邹碧华精神永放光彩,上海法院持续深入开展向邹碧华同志学习活动,一批又一批“邹碧华式的领导干部”“邹碧华式的好法官、好干部”开始涌现,他们有的在刑事大案要案中抽丝剥茧,有的为金融法律安全保驾护航,有的为科技强院奉献力量……

  馆内资料显示,“2012年至2016年,上海全市法院分别受理案件44.87万、48.60万、55.03万、62.29万、71.49万件,同比分别上升6.3%、8.3%、13.2%、13.2%、14.8%,不断创历史新高。”2012年以来,上海法院收案数逐年持续上升,但全市法院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总目标,不畏困难、奋力拼搏,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2012年至2019年11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和指导性案例共65件。

  “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司法公开试点单位,近年来,上海高院在抓好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庭审直播四大司法公开平台建设的基础上,打造具有上海法院特色的十二大司法公开服务平台,完善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构建全方位、多层次、互动式的司法公开体系,获得了老百姓的交口称赞。

  另一方面,上海法院诉讼服务“三张名片”之一——12368诉讼服务平台,在解决人民群众“问累、跑累、诉累”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该平台成立于2013年12月,融热线、短信、网络、微信、移动APP等应用和窗口服务为一体,具备了联系法官、查询案件、法律咨询、投诉信访等多项便民服务功能。2017年5月,该平台将“人工智能”植入,升级为“上海法院12368诉讼服务智能平台”。

  “这是一项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司法便民利民的成功举措,要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加以完善,适时予以推广。”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对平台给予了高度肯定。

  院史馆的最后一站是“对外交流”展示墙。墙壁上有上海高院原院长滕一龙会见美国联邦法院官金斯伯格一行的记录,有上海高院原院长崔亚东陪同国际法院院长龙尼亚伯拉罕一行参观法庭的相片,还有上海海事法院原院长赵红向世界海事大学校长赠送海事案例集的影像……

  墙壁中央的合影照摄于2005年9月8日,当时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闭幕式上,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具有指导意义的《上海宣言》,指出在世界文明和文化之间开展基于互信和善意的国际合作,是创建和平与正义世界的基石;有效的联合国、国家对国际法准则的恪守、对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是创建和平与正义世界的前提。

  ▲2005年9月8日,“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最高人民法院承办,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协办。资料图片

  从高层互访到举办国际会议,从法院互动到院校资源共享……近年来,上海法院沿着改革开放之路不断前行,在推进国际司法交流工作上全面发力。

  截至2016年年底,上海法院已接待1624批次的境外法院代表团、司法代表团、法学教育机构代表团,同时先后派遣562批次的各类法官代表团出国访问考察、培训学习。

  共享交流合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这里,法治也将激荡出新的时代强音。

  我是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副研究员谭道明,关于巴西的经济衰退和政治危机,问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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